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

2020-03-22 14:06       网络整理

  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远航

  发于2020.3.23总第940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,轮番侵入不同的城市。这并非只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景象,整整一百年前就曾出现过与此雷同的情形。

  1918年9月,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现了新一轮流感,军营和社区开始沦陷。费城卫生部门负责人不以为意,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此外,一场募集战争债券的集会活动如期举行,十多万人聚集在街上,爱国热情与死亡的阴影缠绕在一起。

  突然暴发的这场流行病让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崩溃,而本就过度拥挤的城市状况和短缺的医疗体系助长了疫情的蔓延。当时,发源于殖民时代的费城,工厂数量迅猛增长,外来人口大量涌入,大多数居民还是几十户共用一个厕所,工人们挤在狭小的公寓里,常常像换班一样轮流睡觉。

  大流感也侵入到了英国。那里是工业文明的前哨,也是现代公共卫生的肇始之地。19世纪宛如昨日,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伦敦等大城市,卷进工业的时代秩序中,霍乱和肺结核流行,城市改造和医院改革成为必要,家庭与个体被纳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体系里。但与此同时,传染病也在进化,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。

  这场流感同样蔓延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。武汉三镇作为内陆的通商口岸,也暴露在传染病的全球链条中。但与此同时,这里还面临着更加古老的传染病的威胁,比如鼠疫。公共卫生的概念尚未确立,政府和个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。民众习惯于求问中医,而大夫们则试图用传统的术语去解释那些症状。

  “值得注意的是,大流感发生的时候,人们并没有迅速认识到这场灾难的教训,也缺少国家之间的合作。直到1933年,我们才确认了导致大流感的病毒。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瑞米·布朗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布朗原来是一名急诊科医生,亲身经历过2009年那场冲击美国的禽流感疫情。2018年,大流感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,布朗出版了专著《致命流感》。今年3月,该书中文版在国内面世。此时,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波及全球。

  长久以来,人类试图克服传染病造成的伤害,寻找疫苗和药物。医生们在手术台上与病菌短兵相接,研究者则在显微镜下寻找病因。但实际上,真正的答案往往存在于医院和实验室之外。

  细菌与医院转型

  一切还要从19世纪说起。那是一个属于霍乱的年代,这种烈性传染病原本只是起源于孟加拉的一种地方病,影响范围有限,却爬上了新兴的轮船和火车,抵达欧洲,频繁地在伦敦等地暴发,成为很多英国人的噩梦。

  面对突如其来的霍乱,很多欧洲医生将其归因于所谓的“瘴气”,这源自长久以来的经验,腐烂物和污水散发出的气味很容易和疾病联系在一起。虽然真正的病因还未露出面目,但这并没有阻碍城市改革的步伐。1832年的霍乱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,但效果不大,1848年的再次流行则促成了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建立。

  1854年,伦敦再次暴发了霍乱疫情。内科医生约翰·斯诺试图寻找传染病的源头,在经过详细的走访和勘察之后,他在伦敦地图中标注了每一个患者死亡的地点,他们往往分布在水泵和水井的周围。

  这份“死亡地图”证实了霍乱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水源,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成为疾病的温床。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,将数值系统与传染病研究相结合,这是医学实践从经验主义走向理性的关键。

  1859年,伦敦的下水道改造工程开始。将污水排放到距离城市生活尽可能远的地方,这是改革者们的初衷,但改造过程并不容易,部分居民认为这个大规模的设施重造侵犯了他们的权益。实际上,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张力一直伴随着传染病的防治。疫情与恐慌固然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,却也成为重塑两者关系的契机。

  在更早之前,也就是鼠疫和麻风病横行的年代,为了阻断接触传染, 社会瞭望网,强制的封闭隔离将病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,以牺牲少数人自由的代价,换取了多数人的健康。而现代公共卫生的行政手段规范着民众的行为与生活方式。

  “抗拒封闭式的集体隔离已经成为大不列颠的一种传统。到了19世纪末,英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传染病的替代措施,包括疾病登记、隔离医院、居家隔离和消毒杀菌,这被称作‘英国体系’。”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·莫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他长期研究英国公共卫生史。

  这些措施进入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立法规范中。由此,居民得以在传染病的威胁之下维持正常的生活,但需要遵从一系列的规范。